这种早已确定的政府形式往往具有历史固存性,许多国家在军事专制之后重新回到传统的总统制形式上来,因为这种政府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传承的历史基因,政治行动者对这种政府形式最为熟悉,而变动政府形式的后果又难以预估。
但是,如何理解宪政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点和坎坷,如何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宪政的态度,如何解释已经有了百余年历史的中国式宪政,则必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权利思想的兴起,儒家的学说走红于启蒙时代的西方,儒家经典中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中中国人那种随性的安逸生活态度格外受到魁奈、伏尔泰一些启蒙思想巨擘的赞赏。
1852年被免职的力主学习西方的徐继畲在赋闲10年后重返仕途,《瀛寰志略》则于1866年被重新刊刻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第二阶段是宪政理论的准备时期。这就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10]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应试举人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恳请朝廷变法维新。(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抵,故言之尤辩。
[11]参见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壬寅(1901年)、癸卯间(1903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设计的学校与传统的官学又有不同,其不仅不是朝廷的附庸,而是独立于朝廷,监督朝政的机构。国家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国家的内部差异性也就越明显,国内各个群体、族群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不一致就越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民族分离主义。
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其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割所造成的政府僵局很难避免,各政党出于自己利益考虑而使行政权与立法权互相扯皮,决策难以出台,政府治理难以实行。散漫型(非纪律型) 政党。人们可以采取某些行动以促进民主生存,而又不必变革那些难于变革的制度结构。
这实际上是一种半议会制,可以避免政治动荡与政府更迭频繁。(3) 议会虽然对总统有弹劾之权,但很少使用或很少成功使用。
这三个条件促成利益导向的政治,利益交换造成的协合式民主能够化解政治僵局。通过相应的数据比较,Lijphart 发现,在各项指标方面,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绝大多数都要优于其它三种体制, 特别是在代表性、保护少数派利益、投票率和失业控制等方面。他发现,如果宪法赋予总统的立法权力较小,总统不能有效控制立法进程,总统政党与各政党政策立场差异性较大,同时总统政党未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优势,那么总统将很可能通过提供政府职位的方式以换取其余政党的政策支持,联合政府就会形成。民主巩固自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开始,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渐展开,南欧、拉美、非洲、东亚等地区的专制与威权政体纷纷发生转型,由此诞生了许多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
首先,半总统制下的总统与总理共同领导行政权力,总理需要议会的多数支持,具体政策的制定权也由总理负责。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西都曾呈现调和政治的景象,作为总统制发源地的美国其社会冲突也非常和缓。政治行动者的目的往往有两个,即一定的政府职位以及一定的政策法案。以Linz 为代表的学者首先提出了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的话题,认为议会制更加有利于民主巩固,而总统制则是导致许多国家民主崩溃的制度根源。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鉴于以往的历史事实,以一种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向,开始思考这些国家民主巩固的前景,反思和总结以往民主转型失败与民主巩固的教训与经验。经济发展更需要一种稳定持续的温和政策,这是具有中庸倾向的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所易于提供的。
以严格的制度观点而论,总统制可以与议会制一样稳定。那些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议会制的宪制形式。
与以上总统制的弊端相比,议会制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在于议会制内在的制度安排,即行政权产生于议会多数。那么,如何解释转型国家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巩固的差异呢? Cheibub 认为,这是因为近现代新生民主国家中的总统制国家往往具有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而议会制和混合制国家则往往是拥有文官专制的历史遗产,而军事专制的历史记忆更容易造成民主的不稳定。而且,总统制缺少一个君主或‘共和国总统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调节力量,这使得这一体制缺乏弹性和缺少限制权力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些国家原先采取了议会制的安排,那么议会制民主的不稳定性将远高于当下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形。(4) 总统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需要总理同意与支持。当然,结论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伊斯兰的信条与实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
ly总之,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崩溃,所谓的总统制弊端,有些在议会制中也不可避免,有些则可以通过相应的配套制度加以避免,不应脱离选举制度和其它具体制度而对总统制与议会制做出简单评价。总统的任职刚性使得这一情形更加强化,胜败二分的局面延续至整个总统任期而很难改变。
政府内阁的合法性来自于议会,议会中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使得政府随时更替。尽管总统制国家少数派政府的出现机率远多于议会制国家,但是联合政府的出现也并不是异化状态。
首先,议会制更多体现为政治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军方干政在总统制国家之所以频繁出现,Cheibub 认为,完全是一种历史巧合。
实际上,这场学术争论到今天仍在继续,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话题并未结束。总统制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其‘制度性缺陷,而是它们往往存在于那些任何民主形式都不稳定的地区,因此,新生民主国家对总统制的惧斥无所实据。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国家建设(state2building)是一个紧迫任务,其本质上就是制度的建设,这也是政治家不可推卸的责任。(5) 总统拥有紧急状态权力与全民公决权力,这使其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
m{一般而言,一个小国总会比一个大国更容易统治。也不是在支持议会制,而是在支持议会联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巩固型民主制度都诞生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一些古老的民主国家,而且多数是在西部和北部欧洲政府首脑也不会过于贪恋权位,因为其本人、其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有再次进入行政权力的机会。
mu 这样就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以严格的制度观点而论,总统制可以与议会制一样稳定。
议会制下的政府依赖于议会的信任和多数支持,为了建立一种稳定一致的绝对多数,议会制不可避免地具有协合式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的特色。转型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处于急剧变动期,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于扩大,现有体制没有能力容纳过多的社会利益诉求,或者无法做出有效回应,社会失序,政治动荡,这为军方干政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总统制国家,由于总统与议会相互独立,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权力,两者在某些议题上一旦持有不同意见,很可能演化为两者之间的政治僵局。nu 文官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持续89 年,而军事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只持续20 年。
拉丁美洲国家多数呈现一种极端化的多党制,政党数量众多,政党力量涣散,政党制度虚弱无力。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共识民主是非常必要的。
议会制具有变更政府的灵活性,因此对政府首脑的任期和任次限制并不太敏感,首相P总理往往可以多次执政。对这些国家而言,民主转型的成功与民主的巩固依赖于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妥协与共识达成。
用Arend Lijphart 的术语来讲,总统制容易导向多数民主,而缺乏一种共识民主的基础。而混合制则以戴高乐所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 (1) 总统与总理同时存在,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是政府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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